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该向何处发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应该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另外一个目标——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
国家统计局测算，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但总体来看，我国低收入群体比重仍然较大。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一次作为改革和发展目标被写入党的文件，它指的是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占少数，类似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分配结构。显然，按照这一目标，我国4亿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来一个倍增。
当前经济形势下，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这一课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愈发凸显。受国际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外贸面临困难增多，扩内需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而中等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贡献率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高，是拉动内需增长的主力军。全国两会期间，半月谈记者采访众多代表委员，从六大方面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献计献策。
务工人员展示刚领取到的现金支票方喆摄
补短板：“提低”是关键一环
低收入人群是最容易出现新发贫困或返贫的群体，更是有望跨入中等收入者行列的关键群体。进城务工农民工、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以及因去产能、疏解外迁而停产停工的困难企业职工，他们的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之上，却距离中等收入群体门槛还有一段差距。想方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一环。
提供就业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正友认为，虽然许多村民已经脱贫，但他们作为低收入群体，家底薄、经验少，在持续增收上仍有困难。
“充分保障就业机会，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根本。”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温娟说。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蔡庆锋认为，低收入群体大多拥有健全的劳动能力和较强的就业意愿，但由于多种原因，就业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就要扶持像物业、保安、安检、环卫、快递等吸纳低收入群体的企业，促进相关从业人员稳定增收。
民建中央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认为，低收入人群多从事服务业等替代性较强的行业，依赖工资性收入，这就使得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极容易受行业波动的影响。因此，保障相关企业的正常运转，保障工作岗位的稳定供应，低收入群体稳定增收就有了依托。
赖明勇建议，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优化配置企业招工的岗位需求与民工的就业需求，引导低收入群体就近就业、快速就业、稳定就业，完善供需匹配。
保护劳动所得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认为，应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
“尊重劳动，就要提高技术工人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让技术工人能够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体面的薪酬待遇。”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华源锅炉有限公司管子车间膜式壁生产线班长齐玉祥说，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是产业工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渠道，要支持用人单位打破学历、资历等限制，将工资分配、薪酬增长与技能素质、实际贡献、创新成果等因素挂钩。
工人在上汽临港工厂总装车间生产线上作业丁汀摄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公交集团第三客运有限公司8路车队驾驶员王艳说：“去年开始，我们车队驾驶员工资全面与绩效挂钩，大家工作的热情被调动起来，特别是年轻人，干劲更足了。”
“今后，还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化，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进一步优化完善分配调节机制。”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大足区委书记于会文说。
保证一线劳动者报酬应偿尽偿，对于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十分必要。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认为，保护低收入职工劳动所得，要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资保证金、银行代发等制度，加大对欠薪违法行为的处置力度，根治拖欠工资问题。
税制调整也对工资收入带来影响。“去年个税改革就是看得见的利好。个税起征点提高后，我们车队多名驾驶员，大约有一半都不用缴税了。像公交司机等工薪职业者，相当部分是中低收入群体，新政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王艳说。
如何完善再分配调节的税收机制？梅国平认为，要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比重，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探索推进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加快收入申报、财产登记等社会征信系统建设。
增加财产性收入
增加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让他们品尝财富“大蛋糕”的甜头，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
“当前，在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很高，而财产性收入相对较低。”王济光建议，在制定宏观政策时适当考虑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重，通过拓展居民金融投资渠道，让工薪阶层有更多的劳动收入向财产性收入转化。要健全资本市场，营造公开透明的居民个人投资市场环境。
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也有很大的空间。年农民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仅占3%。
“受农村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农民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依然较小。”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认为，应把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范围作为促进农民生活富裕的重要支点，通过激活用活农村要素资源，让农民的土地、房屋等成为可以抵押、转让、出租、入股的金融资产，推动农村“资产”向“资金”转变。
强保障：减少奋斗的后顾之忧
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需要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则需要强化保障。政府尤须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保等方面着力，以更完善的民生与公共服务保障为援手，减少低收入人群寻求改变的后顾之忧。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商学院院长徐玖平说，目前，我国民生公共服务的保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立法供给不足，缺少综合性的公共服务法律法规；现行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设计相对落后，权责不清；偏远和不发达地区公共服务的日常投入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补短板”任重道远。
徐玖平建议，尽快立法保障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实施。采用刚性指标，增大财政对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城乡基层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地区要有所倾斜。此方面应纳入人大的执法监督体系，使公共服务体系在建设标准、经费投入、运作管理、考核评估等方面得到可靠、可持续的保障。
同时，政府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当有更大作为，尤其要扩大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增加相关服务内容。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一系列针对低收入人员的社保政策。如低收入人群中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费可申请次年缓缴，不形成中断记录、不加收滞纳金，并适当降低其社保费率。
此外，要落实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责任和考评机制。可根据各地社会、经济和人口状况，分类落实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责任，并建立考核评估体系，以保障人、财、物的投入，最大限度地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
身在农村，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更真切地体会到农村在民生和公共服务保障方面的不足如何深刻影响群众的获得感。
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开展义诊服务，为居民送温暖徐昱摄
她认为，探索公共服务下沉机制，须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作出制度安排。“比如现在多种国家惠农补贴直接打到农民卡上，但留守老人等农村低收入群体想取钱用还是有困难，因为农村银行网点不足。”陶勋花说，为了取几百块的补助，他们要进城排一天的队。
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刚刚摘帽的贫困地区群众，也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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