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杨家湾镇与赫章县平山乡的交汇处，这里大山做屏，急流为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有一座坐北向南的山，山下，七星河蜿蜒而去，奔流的河畔，绿树成荫之间伫立着一座碑纪念碑共分四层台，碑建在四层台中央，正面、背面均嵌大理石，上镌“夏曦同志纪念碑”七个大字。
在纪念碑一侧的碑文记述了夏曦生平，碑通高11米，通体用青石琢制而志，上置碑帽，下有须弥座和台基，须弥座边长2.1米，呈正方形，碑宽边长1.2米，变呈正方形。束腰处1.7米见方，台基各边长3.3米，建筑整体浑然一体，庄重大方。
同时，在纪念碑不远处山坡上，青青绿树之中，还有一座夏曦烈士之墓，不时有人来这里敬献花圈，以纪念这位安息此处的红军高级干部。
夏曦，字隆梓，号曼伯，年8月17日出生于湖南益阳桃花江镇（今桃江县）桃花江镇杨家坳。早年参加新民学会，后入党，不仅是当地第一位党员，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之后赴苏联留学。年回国后受到重用。
夏曦资历非常老，一直是担任省、军以上的领导职务，还参加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曾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各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指导多省的工作。后来，组织派夏曦到洪湖湘鄂西苏区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继而担任军委分会主席、红二军团政委（后改为红三军），实际上是红军这个方面军的一把手。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前端，对反“围剿”、建设工农政权和游击队、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作了很多工作。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他推行“左”倾错误亦表现得愈来愈明显。起初，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曾对夏曦作过批评，但夏曦仍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他在贯彻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同时，还在苏区内大力开展“左”倾肃反运动，犯下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将错误盲目扩大化，先后搞了四次“肃反”运动，牵连了许多红军干部，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使得苏区人心大乱，加上敌人的进攻，革命力量损失惨重，洪湖苏区鼎盛时曾有2万多人的红二军团，在同红六军团会师时，人数下降到只有多人。
随后，上级对夏曦在湘鄂西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批评，遵照中央指示，夏曦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分配做地方工作，担任塔卧区的苏维埃主席（当时相当于一个乡长）。
此时的夏曦，对自己在湘鄂西工作期间犯下的严重错误认识更加深刻和痛心，他在发言时真诚地说：“关于湘鄂西肃反问题，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一生都还不了的账啊！我既有负于党，又有负于人民！”
从那时起，夏曦加倍努力工作，将功补过，直到牺牲。特别是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在向西转移的途中接到中央军委电报“可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后，夏曦积极参与筹建川滇黔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立下很多彪炳史册的功勋。
由于夏曦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很真诚，他比其他人都起得早，以勤奋努力的工作来赎过错。特别在红军战略转移长征的过程中，夏曦更是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当时战斗频繁，伤员很多，告诉大家“一定解决好伤员问题。受伤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不能再让我有负于伤员啊！
后来，上级领导知道他在基层真诚改正错误，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又指示红二、六军团要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夏曦又被任命为湘鄂川黔苏维埃主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期间，红军用了约三个月时间在湘鄂川黔建立了十七个区、一百多个乡的革命委员会，开辟了“将近十万人口，纵横约二百里”的川黔滇苏区，对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起到重要作用。红二、六军团在长征前将部队由人扩大到1.7万人。在这一时期，夏曦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扩大红军队伍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年3月2日，红二、六军团由贵州毕节向西北方向出发，夏曦此刻却坐立不安，因为他想拉拢当地的一个武装力量，劝说他们一起北上抗日，但没有回音。夏曦不甘心，想亲自出马去说服，他带领一个警卫员和两名战士徒步过河，结果行至河心深处时，忽然一股急流冲来，夏曦被卷入漩涡身亡，终年35岁。
夏曦牺牲处夏曦是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级别最高的一位干部，他曾经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后来虽然犯错误降职，也还是湘鄂川黔苏维埃主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是军团级别的红军高级将领。
夏曦牺牲之后，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军团司令部里，王震、萧克等领导和战士们一起，为夏曦举行追悼会。王震在悲痛中讲话，追述了夏曦的革命历程。他的遗体安葬在附近山坡上，建国后，毕节人民在七星关河畔为夏曦修建了纪念碑。年，在他牺牲50周年时，遗骨迁葬于毕节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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